我找不到一個貼切的「詞語」來概括整個三０年代，一如在思考如何
去切割年份與年份之間長度的同時，一不小心落入一個世代交替之間
出現罅隙的困窘。
葉石濤先生把台灣新文學分成三個時期：
一九二０～一九二五：搖籃期
一九二六～一九三七：成熟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戰爭期
不管怎麼切割，我都無法從中擷取完整的十年，於是只能略敘三０年
代台灣文壇上大致的情況。
假使二０年代的焦點在於如何「去舊」、「破舊」，把封建時代遺留
下來的漢詩傳統做一個斬除和分離，那麼三０年代就是作家作品對前
一時期理論的具體演繹。三０年代的前半葉，作家的結盟、刊物的發
行，以及立場的對辯像熱鍋鼎沸一樣地喧嘩展開。
壹、甫進入三０年代首場文學論爭
在二０年代，文學只能作為政治運動的附庸；但是，甫跨入三０年代
，這場論戰似乎把文學帶出政治運動的脈絡之外，而純粹就文學運動
的目的，以及文學使用何種語言進行創作，在當時作家之間廣泛爭辯
。對於這次討論，黃得時在其〈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稱之為「台灣
語文論爭」，廖毓文在〈台灣文學改革運動史略〉則稱之為「鄉土文
學論戰」。－－陳芳明
現在以白話中文為書寫和思考中心的我們，很難去想像殖民地時期的
台灣，究竟容納多少的語言體系。除了原有在台灣的舊文人的文言漢
語之外，亦有日本治台之後廣設公立學校而催生的日文，再加上二０
年代張我軍等人大聲疾呼的現代白話文，眾多紛陳的語言體系，就更
不用說地方方言和原住民語言。
於是三０年代初期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思考「語言」的問題，同時也
不可避免的牽涉到「語言的使用者」，也就是文學應該為誰而做？是
知識份子還是廣大民眾？更深層的來說，還提出了「什麼才是台灣人
的文學」，這些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的課題，即使這場論爭在當時沒有
得到具體的結論，卻成功地將三０年代的台灣文學，引導朝著寫實主
義的方向前進。
貳、台灣作家們的文學結盟與分歧
即便對於「台灣文學」究竟為誰服務？究竟要使用何種語言才是符合
台灣文學的精神尚未有一完整的共識，但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成立
文學社團並且發行刊物，為自己的立場深根發芽開闢了新的園地。
一九三二年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兩個聯合陣線式的文學組織
分別在台灣與日本宣告成立。在台北成立的是左右派作家結合的南音
社，隨後所發行的機關刊物《南音》，是一份白話文的文學雜誌。在
東京成立的是台灣藝術研究會，機關刊物《福爾摩沙》則是一份日文
的文學雜誌。這兩份出版品意味著一個新的文學階段已然到來。由於
作家的不斷結盟，終於促成一九三四年大規模的台灣文藝聯盟之宣告
成立。－－陳芳明
「台灣文藝聯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是第一次有八十幾位作家聚集在
一起，嘗試致力將作品推廣到普羅大眾，並且共同思考台灣新文學的
出路。然而，聯盟內部仍有不一樣的聲音，隨即在一九三五年年底，
社會主義色彩甚濃的楊逵，即因為和聯盟內部產生意見的分歧，退出
台灣文藝聯盟，另組台灣新文學社。
文學社團的組織與歧異，就在短短的幾年間串起又散落，我想，這意
謂著即便是在殖民政府統治下的同一塊土地上，知識份子仍然各自抱
持著不同的立場。從日本留學返台的楊逵所要對抗的是「階級」，持
相反意見的張深切則不強調階級立場，而是認為描寫台灣的風土、人
情，新文學的路線自然就會浮現。
陳芳明表示：楊逵文學的視野和格局特別受到注意的原因，在於他能
夠把台灣社會的被支配關係聯繫到整個國際資本主義的擴張。他的社
會主義思想，是日據時期台灣作家中最為成熟的一個。他敢於暴露階
級問題，敢於提倡農民與工人的鬥爭策略，敢於引用馬克思與列寧的
革命理論，並且敢於主張台灣與日本的無產階級應該結合起來。
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三０年代的知識份子都為自己的文學
想像塑造了一個具體而龐大的「敵人」，以文學代替武裝抗爭，向他
們所要反抗的對象宣戰，才綻放了這一時期繁榮的文學花苞。
參、殖民地資本主義帶來的兩條路線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造就了台灣農民社會的現代化，
現代化同時意謂著資本主義帶來的進步，卻也衍生出壓榨勞苦大眾的
階級問題。
於是三０年代的作家們大致可以分成兩個路線，一是以楊逵等左翼作
家為主線的寫實主義農民文學，以小說創作批判殖民政府底下社會生
活的實相。若以新詩這一文體而言，則有來自南部鹽分地帶的詩人集
團，書寫平實的平民情感。
另一條路線則是以王詩琅、朱點人描寫的台北風貌的都市文學，反映
了知識份子在高度現代化衝擊下的徬徨心理。同時，在東京的留學生
翁鬧則專心於技巧的經營，拓展台灣文學的版圖，開始有了現代主義
小說的雛形。在新詩方面，則有風車詩社強調意象的象徵與超現實主
義。
三０年代後期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們，已經得到當時中央文壇（也就是
東京文壇）的肯定，即便在中文創作尚未能像日文創作一樣的出色，
但可以窺見的是作家在有限制的文學版圖上極力履行自己的使命，儘
管可能受到現實狀況的綑綁，使作品的藝術性稍嫌不足，但無疑的，
作家們嵌合了文學反映社會不可漠視的緊密關係。
楊逵的日文評論〈台灣文壇一九三四年的回顧〉這樣敘述：
「如果回顧的話，在評論界、創作，以及有關文學活動組織化的問題
，這年的活動都是空前的。《伍人報》、《洪水報》、《赤道報》、
《南音》、《台灣文學》（《福爾摩沙》）可以稱為吾人活動偵察戰
的話，則今年吾人的活動就可稱為前哨戰，誠然可以說是本格化（成
熟化）。」
於是，好像更可以理解三０年代的台灣，無論是文學社團的發展還是
文學作品的創作，都臻於一個成熟化的趨勢，卻伴隨著一聲炮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走入了戰爭時期，熱烈的文學活動都在皇民
化運動強勢展開下暫告終止，下一個十年，可以看見作家們如何在更
沈重的社會現實底下加倍艱難地匍匐前進。
去切割年份與年份之間長度的同時，一不小心落入一個世代交替之間
出現罅隙的困窘。
葉石濤先生把台灣新文學分成三個時期：
一九二０～一九二五：搖籃期
一九二六～一九三七：成熟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戰爭期
不管怎麼切割，我都無法從中擷取完整的十年，於是只能略敘三０年
代台灣文壇上大致的情況。
假使二０年代的焦點在於如何「去舊」、「破舊」，把封建時代遺留
下來的漢詩傳統做一個斬除和分離，那麼三０年代就是作家作品對前
一時期理論的具體演繹。三０年代的前半葉，作家的結盟、刊物的發
行，以及立場的對辯像熱鍋鼎沸一樣地喧嘩展開。
壹、甫進入三０年代首場文學論爭
在二０年代，文學只能作為政治運動的附庸；但是，甫跨入三０年代
，這場論戰似乎把文學帶出政治運動的脈絡之外，而純粹就文學運動
的目的，以及文學使用何種語言進行創作，在當時作家之間廣泛爭辯
。對於這次討論，黃得時在其〈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稱之為「台灣
語文論爭」，廖毓文在〈台灣文學改革運動史略〉則稱之為「鄉土文
學論戰」。－－陳芳明
現在以白話中文為書寫和思考中心的我們，很難去想像殖民地時期的
台灣，究竟容納多少的語言體系。除了原有在台灣的舊文人的文言漢
語之外，亦有日本治台之後廣設公立學校而催生的日文，再加上二０
年代張我軍等人大聲疾呼的現代白話文，眾多紛陳的語言體系，就更
不用說地方方言和原住民語言。
於是三０年代初期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思考「語言」的問題，同時也
不可避免的牽涉到「語言的使用者」，也就是文學應該為誰而做？是
知識份子還是廣大民眾？更深層的來說，還提出了「什麼才是台灣人
的文學」，這些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的課題，即使這場論爭在當時沒有
得到具體的結論，卻成功地將三０年代的台灣文學，引導朝著寫實主
義的方向前進。
貳、台灣作家們的文學結盟與分歧
即便對於「台灣文學」究竟為誰服務？究竟要使用何種語言才是符合
台灣文學的精神尚未有一完整的共識，但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成立
文學社團並且發行刊物，為自己的立場深根發芽開闢了新的園地。
一九三二年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兩個聯合陣線式的文學組織
分別在台灣與日本宣告成立。在台北成立的是左右派作家結合的南音
社，隨後所發行的機關刊物《南音》，是一份白話文的文學雜誌。在
東京成立的是台灣藝術研究會，機關刊物《福爾摩沙》則是一份日文
的文學雜誌。這兩份出版品意味著一個新的文學階段已然到來。由於
作家的不斷結盟，終於促成一九三四年大規模的台灣文藝聯盟之宣告
成立。－－陳芳明
「台灣文藝聯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是第一次有八十幾位作家聚集在
一起，嘗試致力將作品推廣到普羅大眾，並且共同思考台灣新文學的
出路。然而，聯盟內部仍有不一樣的聲音，隨即在一九三五年年底，
社會主義色彩甚濃的楊逵，即因為和聯盟內部產生意見的分歧，退出
台灣文藝聯盟，另組台灣新文學社。
文學社團的組織與歧異，就在短短的幾年間串起又散落，我想，這意
謂著即便是在殖民政府統治下的同一塊土地上，知識份子仍然各自抱
持著不同的立場。從日本留學返台的楊逵所要對抗的是「階級」，持
相反意見的張深切則不強調階級立場，而是認為描寫台灣的風土、人
情，新文學的路線自然就會浮現。
陳芳明表示：楊逵文學的視野和格局特別受到注意的原因，在於他能
夠把台灣社會的被支配關係聯繫到整個國際資本主義的擴張。他的社
會主義思想，是日據時期台灣作家中最為成熟的一個。他敢於暴露階
級問題，敢於提倡農民與工人的鬥爭策略，敢於引用馬克思與列寧的
革命理論，並且敢於主張台灣與日本的無產階級應該結合起來。
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三０年代的知識份子都為自己的文學
想像塑造了一個具體而龐大的「敵人」，以文學代替武裝抗爭，向他
們所要反抗的對象宣戰，才綻放了這一時期繁榮的文學花苞。
參、殖民地資本主義帶來的兩條路線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造就了台灣農民社會的現代化，
現代化同時意謂著資本主義帶來的進步，卻也衍生出壓榨勞苦大眾的
階級問題。
於是三０年代的作家們大致可以分成兩個路線，一是以楊逵等左翼作
家為主線的寫實主義農民文學，以小說創作批判殖民政府底下社會生
活的實相。若以新詩這一文體而言，則有來自南部鹽分地帶的詩人集
團，書寫平實的平民情感。
另一條路線則是以王詩琅、朱點人描寫的台北風貌的都市文學，反映
了知識份子在高度現代化衝擊下的徬徨心理。同時，在東京的留學生
翁鬧則專心於技巧的經營，拓展台灣文學的版圖，開始有了現代主義
小說的雛形。在新詩方面，則有風車詩社強調意象的象徵與超現實主
義。
三０年代後期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們，已經得到當時中央文壇（也就是
東京文壇）的肯定，即便在中文創作尚未能像日文創作一樣的出色，
但可以窺見的是作家在有限制的文學版圖上極力履行自己的使命，儘
管可能受到現實狀況的綑綁，使作品的藝術性稍嫌不足，但無疑的，
作家們嵌合了文學反映社會不可漠視的緊密關係。
楊逵的日文評論〈台灣文壇一九三四年的回顧〉這樣敘述：
「如果回顧的話，在評論界、創作，以及有關文學活動組織化的問題
，這年的活動都是空前的。《伍人報》、《洪水報》、《赤道報》、
《南音》、《台灣文學》（《福爾摩沙》）可以稱為吾人活動偵察戰
的話，則今年吾人的活動就可稱為前哨戰，誠然可以說是本格化（成
熟化）。」
於是，好像更可以理解三０年代的台灣，無論是文學社團的發展還是
文學作品的創作，都臻於一個成熟化的趨勢，卻伴隨著一聲炮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走入了戰爭時期，熱烈的文學活動都在皇民
化運動強勢展開下暫告終止，下一個十年，可以看見作家們如何在更
沈重的社會現實底下加倍艱難地匍匐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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