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０年代是一個「跨越」的年代。
從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台灣總督府厲行皇民化運動，試圖把文學作
為戰爭期宣揚國策的工具，作家們被迫「表態」，這一時期的「國族
認同」問題大大考驗台灣的知識份子。
八年之後，日軍無條件投降，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成立台灣行
政公署，奇妙的是它比照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行政配置，也就是說
，陳儀政府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開始致力於拔除日人在台灣留下的
「遺害」。「國族認同」再度考驗台灣的知識份子。
只是這個認同的對象，從日本變成了中國。
在那個非Ａ即Ｂ，只有是非題沒有選擇題的政治環境底下，好不容易
脫離了日本殖民地的身份，還來不及轉身舔舐傷口，就不得不地接收
了新的語言、新的政策與思考邏輯。於是，我說那是一個跨越的年代
。四０年代的台灣作家們，跨越了語言的界限、跨越了國族的認同，
也跨越了自己的侷限和發聲的可能，展現了文學精神在大環境低迷而
政治高壓氣氛籠罩下的能見度。
壹、戰爭期兩大文學社團《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
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由日本在台作家西川滿等人所主導的《文藝
台灣》配合殖民政府推行「振興地方文化運動」。這個地方文化，是
相對於日本中央文壇而言。當時在台灣的日籍作家，無不以自己的耽
美想像將台灣塑造成洋溢著浪漫情懷的南國「華麗島」，藉著「外地
文學」的觀點，來延伸內地文學的想像（內地當然就是指日本）。
即便《文藝台灣》一開始也網羅了不少台灣作家在其中，但一手主導
的西川滿可以說是藉著《文藝台灣》雜誌充分展現了他的個性。
西川滿在描寫台灣的時候，技巧性地「以唯美的面具掩飾其皇民化運
動指導者的角色」，避開殖民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壓迫，反而對台灣的
歷史、民俗文化編織了旖旎的想像，當在台灣的日籍作家將台灣這個
環境描寫的越迷人、美好，似乎也間接地反映了殖民統治政府的績效
，無疑地在某個程度上配合宣傳日本的戰爭國策。
另一方面，張文環在一九四一年脫離《文藝台灣》成立「啟文社」，
刊行《台灣文學》雜誌。這份雜誌的內容延續三０年代左翼文學的寫
實傳統，充分反映了在殖民政府底下生活的台灣人民心境。同一時期
在《台灣文學》發表作品的作家，還包括黃得時、呂赫若、楊逵等人。
黃得時在比較《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份刊物時，指出：「前
者因為在編輯方面過份尋求完美，以致變成趣味性的。雖然看起來很
美，但因為與現實生活脫節，故而不被一部份的人重視。與之相反，
《台灣文學》因為從頭到尾極力堅持寫實主義之作風，顯得非常粗野
，充滿了霸氣與堅強。」
其實，由兩份文學刊物的對立來觀察，可以檢視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
和台灣人對於國族認同的立場。台灣作家在日本統治之下，已經失去
了自己的語言，採用日文寫作，卻沒有辦法連描述的觀點和立場都放
棄，所以他們仍然以一種昂然的姿態，堅持創作出屬於台灣人的文學
。
而這份堅持卻隨著越演越烈的皇民化運動而被迫中止。
貳、皇民化運動底下台灣作家的苦悶
前述兩個文學社團（兩份文學刊物）在戰爭初期看似各自舉著旗幟朝
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但當戰爭的局勢日告危急，日本為了實踐「大東
亞共榮圈」帝國主義理想，在一九四三年召開「台灣文學決戰會議」
，目的是要求台灣作家都必須在戰爭立場上表態，同時，西川滿更主
動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撤廢結社」，包括他自己主編的《文藝台
灣》，於是，戰時兩大文藝性社團被迫結合，並發行刊物《台灣文藝
》，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主導。
在皇民化運動的陰影下，當時台灣的重要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
宗等人，都不可避免若有似無在作品中出現著配合國策的書寫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確的大前提之下，作家們仍然隱隱用象徵或譬喻
的文學筆法來反映台灣社會在日據時代被壓迫的事實。呂赫若與龍瑛
宗的小說中都出現了「女性角色」的形象，但從作品的解讀來看，呂
赫若多反映在封建社會底下被壓迫的女性，象徵台灣被壓迫的地位。
而龍瑛宗則偏向「陰性化的書寫」，卑微男子的沈淪和幻滅，反映了
龍瑛宗內心的壓抑情緒。
在強大的壓迫底下，作家確實沒有能力像三０年代左翼運動那樣激烈
的抗爭，但是不反對也不表示同意。無論這時期作家的心理認同偏向
何者，但從作品裡面看到的是他們的不否定但也未必肯定，也就是避
開了皇民化運動的國家機制主軸轉而將焦點移到個人的、家族的關照
。無疑地是一種被迫沈默的無聲抗議。
參、戰後初期至二二八事件
王育德（王莫愁）所寫的〈徬徨的台灣文學〉（《中華日報》，1946
年8月22日），文中指出，日據時期的作家王白淵、楊雲萍、龍瑛宗
、呂赫若、張文環、楊逵等人，在戰爭期間只能寫一些比較不抵觸政
治主題的文學。他進一步指出：「然而台灣光復了。他們興致勃勃地
想要大寫特寫日據時代不讓他們處理的題材。然而興奮與激動只是曇
花一現，特意苦心慘澹地學到的日文卻不能公開使用。他們又變成國
語講習會裡的一年級學生。」
戰爭結束後，台灣的知識份子還來不及檢視殖民地時期留下的經驗，
馬上就被新的語言文化政策給扼殺。光復一週年，開始禁用日文。日
據時期習慣以日文寫作思考的作家群馬上變成了無聲的一群，而這一
次的沈默，幾乎是沒有選擇權的不能發聲。
楊逵是這時期最為活躍的作家，光復初期他致力於刊物的編輯，積極
將中國五四時期的作家介紹到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更主張以自
衛團方式，對抗陳儀政府。在一九四八年發表一篇〈如何建立台灣新
文學〉，極其深刻地揭露台灣作家的猶豫徬徨：「目前我們瀕臨於飢
餓，這就因為台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靜寂。如果這樣的狀
態再繼續下去，我們除了死滅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為什麼我們一
直在沈默著等待死亡？難道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嗎？」
「直到一九四九年被判長期徒刑之前，他始終活躍於文壇，可以說是
日據作家之中碩果僅存的批判者。」（引用自陳芳明）
肆、台灣文學再度論戰
《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是戰後初期台灣第一代作家與大陸來台
作家交流的園地。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整整一年之間，一開始的交流
與交換，變成了激烈的交鋒，而雙方辯證的主題就是「台灣文學的定
義與定位」。
來自中國的作家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一部份，而楊逵的台灣
作家則予以反擊，認為台灣的殖民經驗造就了日據時代的左翼精神，
這是台灣文學不可被抽離抹滅的重要一環。
針對這一場論戰，文學史家將之稱為「台灣新文學運動論戰」，或稱
為「台灣文學論戰」。陳芳明以下列文字為此一論戰作一小結：「在
長達年餘的台灣新文學論戰中，發言者都是以外省作家居多。他們的
言論空間顯得特別優裕，固然是得利於通暢中文的書寫。更重要的是
，他們不必承擔台灣作家那種被迫害、被鎮壓的歷史經驗。」
即便到了現在，台灣文學的定義和定位仍是一個爭辯不休的議題，只
是在不同時期雙方立場的不同，自然切入的角度就有了歧異。
綜觀整個四０年代，因為歷史事件的切割，造成了台灣文學某一部份
的斷裂，其中又以語言環境和政治政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在討論
台灣文學的同時，其實不可避免的碰觸與政治時局相關的議題。四０
年代台灣文學在認同上的跨越和不得不沈默的苦悶反映在文學作品裡
面，讀這一時期的文學史，若不配合作品來看，只會更加苦悶吧！（
寫到最後開始碎碎抱怨但終究是給我走到了一九四九。感恩。）
從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台灣總督府厲行皇民化運動，試圖把文學作
為戰爭期宣揚國策的工具，作家們被迫「表態」，這一時期的「國族
認同」問題大大考驗台灣的知識份子。
八年之後，日軍無條件投降，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成立台灣行
政公署，奇妙的是它比照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行政配置，也就是說
，陳儀政府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開始致力於拔除日人在台灣留下的
「遺害」。「國族認同」再度考驗台灣的知識份子。
只是這個認同的對象，從日本變成了中國。
在那個非Ａ即Ｂ，只有是非題沒有選擇題的政治環境底下，好不容易
脫離了日本殖民地的身份，還來不及轉身舔舐傷口，就不得不地接收
了新的語言、新的政策與思考邏輯。於是，我說那是一個跨越的年代
。四０年代的台灣作家們，跨越了語言的界限、跨越了國族的認同，
也跨越了自己的侷限和發聲的可能，展現了文學精神在大環境低迷而
政治高壓氣氛籠罩下的能見度。
壹、戰爭期兩大文學社團《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
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由日本在台作家西川滿等人所主導的《文藝
台灣》配合殖民政府推行「振興地方文化運動」。這個地方文化，是
相對於日本中央文壇而言。當時在台灣的日籍作家，無不以自己的耽
美想像將台灣塑造成洋溢著浪漫情懷的南國「華麗島」，藉著「外地
文學」的觀點，來延伸內地文學的想像（內地當然就是指日本）。
即便《文藝台灣》一開始也網羅了不少台灣作家在其中，但一手主導
的西川滿可以說是藉著《文藝台灣》雜誌充分展現了他的個性。
西川滿在描寫台灣的時候，技巧性地「以唯美的面具掩飾其皇民化運
動指導者的角色」，避開殖民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壓迫，反而對台灣的
歷史、民俗文化編織了旖旎的想像，當在台灣的日籍作家將台灣這個
環境描寫的越迷人、美好，似乎也間接地反映了殖民統治政府的績效
，無疑地在某個程度上配合宣傳日本的戰爭國策。
另一方面，張文環在一九四一年脫離《文藝台灣》成立「啟文社」，
刊行《台灣文學》雜誌。這份雜誌的內容延續三０年代左翼文學的寫
實傳統，充分反映了在殖民政府底下生活的台灣人民心境。同一時期
在《台灣文學》發表作品的作家，還包括黃得時、呂赫若、楊逵等人。
黃得時在比較《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份刊物時，指出：「前
者因為在編輯方面過份尋求完美，以致變成趣味性的。雖然看起來很
美，但因為與現實生活脫節，故而不被一部份的人重視。與之相反，
《台灣文學》因為從頭到尾極力堅持寫實主義之作風，顯得非常粗野
，充滿了霸氣與堅強。」
其實，由兩份文學刊物的對立來觀察，可以檢視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
和台灣人對於國族認同的立場。台灣作家在日本統治之下，已經失去
了自己的語言，採用日文寫作，卻沒有辦法連描述的觀點和立場都放
棄，所以他們仍然以一種昂然的姿態，堅持創作出屬於台灣人的文學
。
而這份堅持卻隨著越演越烈的皇民化運動而被迫中止。
貳、皇民化運動底下台灣作家的苦悶
前述兩個文學社團（兩份文學刊物）在戰爭初期看似各自舉著旗幟朝
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但當戰爭的局勢日告危急，日本為了實踐「大東
亞共榮圈」帝國主義理想，在一九四三年召開「台灣文學決戰會議」
，目的是要求台灣作家都必須在戰爭立場上表態，同時，西川滿更主
動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撤廢結社」，包括他自己主編的《文藝台
灣》，於是，戰時兩大文藝性社團被迫結合，並發行刊物《台灣文藝
》，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主導。
在皇民化運動的陰影下，當時台灣的重要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
宗等人，都不可避免若有似無在作品中出現著配合國策的書寫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確的大前提之下，作家們仍然隱隱用象徵或譬喻
的文學筆法來反映台灣社會在日據時代被壓迫的事實。呂赫若與龍瑛
宗的小說中都出現了「女性角色」的形象，但從作品的解讀來看，呂
赫若多反映在封建社會底下被壓迫的女性，象徵台灣被壓迫的地位。
而龍瑛宗則偏向「陰性化的書寫」，卑微男子的沈淪和幻滅，反映了
龍瑛宗內心的壓抑情緒。
在強大的壓迫底下，作家確實沒有能力像三０年代左翼運動那樣激烈
的抗爭，但是不反對也不表示同意。無論這時期作家的心理認同偏向
何者，但從作品裡面看到的是他們的不否定但也未必肯定，也就是避
開了皇民化運動的國家機制主軸轉而將焦點移到個人的、家族的關照
。無疑地是一種被迫沈默的無聲抗議。
參、戰後初期至二二八事件
王育德（王莫愁）所寫的〈徬徨的台灣文學〉（《中華日報》，1946
年8月22日），文中指出，日據時期的作家王白淵、楊雲萍、龍瑛宗
、呂赫若、張文環、楊逵等人，在戰爭期間只能寫一些比較不抵觸政
治主題的文學。他進一步指出：「然而台灣光復了。他們興致勃勃地
想要大寫特寫日據時代不讓他們處理的題材。然而興奮與激動只是曇
花一現，特意苦心慘澹地學到的日文卻不能公開使用。他們又變成國
語講習會裡的一年級學生。」
戰爭結束後，台灣的知識份子還來不及檢視殖民地時期留下的經驗，
馬上就被新的語言文化政策給扼殺。光復一週年，開始禁用日文。日
據時期習慣以日文寫作思考的作家群馬上變成了無聲的一群，而這一
次的沈默，幾乎是沒有選擇權的不能發聲。
楊逵是這時期最為活躍的作家，光復初期他致力於刊物的編輯，積極
將中國五四時期的作家介紹到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更主張以自
衛團方式，對抗陳儀政府。在一九四八年發表一篇〈如何建立台灣新
文學〉，極其深刻地揭露台灣作家的猶豫徬徨：「目前我們瀕臨於飢
餓，這就因為台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靜寂。如果這樣的狀
態再繼續下去，我們除了死滅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為什麼我們一
直在沈默著等待死亡？難道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嗎？」
「直到一九四九年被判長期徒刑之前，他始終活躍於文壇，可以說是
日據作家之中碩果僅存的批判者。」（引用自陳芳明）
肆、台灣文學再度論戰
《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是戰後初期台灣第一代作家與大陸來台
作家交流的園地。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整整一年之間，一開始的交流
與交換，變成了激烈的交鋒，而雙方辯證的主題就是「台灣文學的定
義與定位」。
來自中國的作家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一部份，而楊逵的台灣
作家則予以反擊，認為台灣的殖民經驗造就了日據時代的左翼精神，
這是台灣文學不可被抽離抹滅的重要一環。
針對這一場論戰，文學史家將之稱為「台灣新文學運動論戰」，或稱
為「台灣文學論戰」。陳芳明以下列文字為此一論戰作一小結：「在
長達年餘的台灣新文學論戰中，發言者都是以外省作家居多。他們的
言論空間顯得特別優裕，固然是得利於通暢中文的書寫。更重要的是
，他們不必承擔台灣作家那種被迫害、被鎮壓的歷史經驗。」
即便到了現在，台灣文學的定義和定位仍是一個爭辯不休的議題，只
是在不同時期雙方立場的不同，自然切入的角度就有了歧異。
綜觀整個四０年代，因為歷史事件的切割，造成了台灣文學某一部份
的斷裂，其中又以語言環境和政治政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在討論
台灣文學的同時，其實不可避免的碰觸與政治時局相關的議題。四０
年代台灣文學在認同上的跨越和不得不沈默的苦悶反映在文學作品裡
面，讀這一時期的文學史，若不配合作品來看，只會更加苦悶吧！（
寫到最後開始碎碎抱怨但終究是給我走到了一九四九。感恩。）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我與我自己。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