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因著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時代氛圍而染上了
各式元素的顏色。既是流傳著漢族的傳統、也是日本殖民的產物，更不用
說現今多元的族群文化。
一九二０年代，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展開的年代。
葉石濤先生將促成台灣覺醒的因素歸功於中國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
動。不過，陳芳明先生則認為，一九一０年代後期的俄國革命成功、大戰
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一直到（不可否認地）五四運動，在
在都促使台灣第一代知識份子啟蒙意識的長成。
我想，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其實包含很多層次。無論是語言的使用、或者對
傳統讀書人的態度，還是在日人統治下的抗爭，錯綜複雜的糾結在一起，
構成了二０年代台灣文學界的蓬勃發展，所以台灣新文學運動自二０年代
展開，應該就不難理解了。
單就語言改革這件事而言，我想陳芳明先生和葉石濤先生的觀點是一致的
，也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無論直接或間接）促使台灣的白話文運動。
「台灣的白話文運動是在大陸五四運動的刺激下開展的。」葉石濤，頁21。
「五四運動與台灣新文學之間的關係，應該侷限在兩方面；一是白話文的
提倡，一是五四初期文學作品的轉載。」陳芳明。
當時的台灣所使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在殖民政府教育體制下的日文、從中
國來台的漢語、閩、粵方言，或原住民部落各種母語，究竟什麼能代表台
灣人的語言？寫作時應採用那種書寫？這是台灣文學在往後數十年中反覆
上演的爭論議題。
這時不得不指出積極提倡白話文為寫作工具的張我軍。
曾赴北京留學的張我軍明確的主張：「建設白話文文學，改造台灣語言」
。除了理論之外，張我軍亦在他的創作中做出具體的實踐，在一九二五年
出版台灣第一本新詩集（白話文寫成）《亂都之戀》。同時，他還致力於
批判舊文學，和以連雅堂等傳統漢詩為中心的《台灣詩薈》多次藉著發表
文章筆戰。
其實不難發現在張我軍身上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痕跡，並且堅持「台
灣的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站在現今的立場來看，無論是否贊成
張我軍的主張，卻不能否認在這一場新舊文學的論爭之中，舊詩人逐漸式
微，台灣的新文學在張我軍大聲疾呼之下開始有了胎動。
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一九二五年在文壇登場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值得一提的是，葉石濤先生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分期中，以賴和發表的散
文〈無題〉為搖籃期和成熟期的分界。陳芳明先生也指出：「如果張我軍
所負的責任是在於破除舊文學，則賴和所擔任的工作應該在於建設新文學
。」
二０年代後半葉，是賴和活躍於文壇的時代。我把他的作品發表年份做了
一個簡單的整理（一定還有缺漏，讀到的時候會再補上）。
1925散文〈無題〉
1926小說〈鬥鬧熱〉、〈一桿秤仔〉
1927小說〈補大人〉、〈不如意的過年〉
1928散文〈前進〉
1929小說〈蛇先生〉
1930小說〈棋盤邊〉
1931長詩〈南國哀歌〉、小說〈豐作〉、〈辱？！〉
在台灣的新文學剛剛起步的年代，賴和用他圓熟的白話文筆，細緻而寫實
地寫出那一個時代諸多矛盾的現象（我覺得是披露而不是批判）。他所描
寫的是受日人欺壓的台灣百姓、是傳統封建社會裡的迷信和荒謬，以及那
一個時代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困境。
陳芳明先生引用小說〈辱？！〉中一段文字，容我再次引用。
「我想是因為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壓縮似
的痛苦，不明瞭的不平，沒有對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惡；不斷地在希望這
悲哀會消釋，不平會平復，怨恨會報復，憎惡會滅亡。」
他一方面感覺到被強烈的負面情緒和氛圍籠罩，一方面又想要在其中找一
個可以依循的信念，在開展與突圍之間用文字寫下那一個時代陰鬱的壓迫
。被奉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除了在新詩、散文、小說各方面的成熟作品之
外，他對後來新文學家的影響更是深遠（這要等到三０年代再說了）。
除了上述二位在二０年代的重要人物之外，葉石濤先生特別指出：「台灣
新文學運動的展開，當然是透過報刊雜誌的發行去實踐的。」（頁29。）
刊物的發行代表台灣的知識份子開始有意識的凝聚，也為創作者或評論者
提供了一個展演作品或開展辯證的場域。
其中包括前述所提代表舊詩人的連雅堂在一九二四年發行《台灣詩薈》，
一九二五年楊雲萍、江夢筆創刊《人人》，雖然只發行兩期，卻是台灣第
一份純文學的刊物。
歷時最久也最重要的就是《台灣新民報》（1920-1944），簡述它的沿革
如下：
1920 東京新民會創刊發行的《台灣青年》，中、日文並刊
1922 改組為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刊物，改稱《台灣》
1923 增刊半月刊《台灣民報》（以上都在東京）
1927 《台灣民報》遷回台灣，變為週刊
1930 改稱《台灣新民報》
1932 從週刊變日刊
1941 改稱《興南新聞》
這份刊物的影響性，留待後述說明。但它的時代意義則是貼著台灣新文學
運動的開展，一方面成為知識份子輿論的喉舌，一方面養成台灣文學史上
重要的作家，產生功不可沒的成就。
總而言之，一九二０年代的台灣文學，是一個力求掙脫和突破的年代。知
識份子在傳統的枷鎖與殖民統治的壓榨下殺出一條血路，求新求變試圖在
貧瘠的土壤之中開出台灣新文學的蓓蕾。但是，依照對台灣歷史的淺薄認
識，我們能夠預料抗爭並未就此明朗。台灣文學的前路仍然倚靠著不同時
代的知識份子們在當代氛圍的課題之中一次又一次的論辯貼地爬行、匍匐
前進，距離繁華盛開的春天，還漫長著。
各式元素的顏色。既是流傳著漢族的傳統、也是日本殖民的產物，更不用
說現今多元的族群文化。
一九二０年代，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展開的年代。
葉石濤先生將促成台灣覺醒的因素歸功於中國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
動。不過，陳芳明先生則認為，一九一０年代後期的俄國革命成功、大戰
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一直到（不可否認地）五四運動，在
在都促使台灣第一代知識份子啟蒙意識的長成。
我想，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其實包含很多層次。無論是語言的使用、或者對
傳統讀書人的態度，還是在日人統治下的抗爭，錯綜複雜的糾結在一起，
構成了二０年代台灣文學界的蓬勃發展，所以台灣新文學運動自二０年代
展開，應該就不難理解了。
單就語言改革這件事而言，我想陳芳明先生和葉石濤先生的觀點是一致的
，也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無論直接或間接）促使台灣的白話文運動。
「台灣的白話文運動是在大陸五四運動的刺激下開展的。」葉石濤，頁21。
「五四運動與台灣新文學之間的關係，應該侷限在兩方面；一是白話文的
提倡，一是五四初期文學作品的轉載。」陳芳明。
當時的台灣所使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在殖民政府教育體制下的日文、從中
國來台的漢語、閩、粵方言，或原住民部落各種母語，究竟什麼能代表台
灣人的語言？寫作時應採用那種書寫？這是台灣文學在往後數十年中反覆
上演的爭論議題。
這時不得不指出積極提倡白話文為寫作工具的張我軍。
曾赴北京留學的張我軍明確的主張：「建設白話文文學，改造台灣語言」
。除了理論之外，張我軍亦在他的創作中做出具體的實踐，在一九二五年
出版台灣第一本新詩集（白話文寫成）《亂都之戀》。同時，他還致力於
批判舊文學，和以連雅堂等傳統漢詩為中心的《台灣詩薈》多次藉著發表
文章筆戰。
其實不難發現在張我軍身上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痕跡，並且堅持「台
灣的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站在現今的立場來看，無論是否贊成
張我軍的主張，卻不能否認在這一場新舊文學的論爭之中，舊詩人逐漸式
微，台灣的新文學在張我軍大聲疾呼之下開始有了胎動。
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一九二五年在文壇登場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值得一提的是，葉石濤先生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分期中，以賴和發表的散
文〈無題〉為搖籃期和成熟期的分界。陳芳明先生也指出：「如果張我軍
所負的責任是在於破除舊文學，則賴和所擔任的工作應該在於建設新文學
。」
二０年代後半葉，是賴和活躍於文壇的時代。我把他的作品發表年份做了
一個簡單的整理（一定還有缺漏，讀到的時候會再補上）。
1925散文〈無題〉
1926小說〈鬥鬧熱〉、〈一桿秤仔〉
1927小說〈補大人〉、〈不如意的過年〉
1928散文〈前進〉
1929小說〈蛇先生〉
1930小說〈棋盤邊〉
1931長詩〈南國哀歌〉、小說〈豐作〉、〈辱？！〉
在台灣的新文學剛剛起步的年代，賴和用他圓熟的白話文筆，細緻而寫實
地寫出那一個時代諸多矛盾的現象（我覺得是披露而不是批判）。他所描
寫的是受日人欺壓的台灣百姓、是傳統封建社會裡的迷信和荒謬，以及那
一個時代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困境。
陳芳明先生引用小說〈辱？！〉中一段文字，容我再次引用。
「我想是因為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壓縮似
的痛苦，不明瞭的不平，沒有對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惡；不斷地在希望這
悲哀會消釋，不平會平復，怨恨會報復，憎惡會滅亡。」
他一方面感覺到被強烈的負面情緒和氛圍籠罩，一方面又想要在其中找一
個可以依循的信念，在開展與突圍之間用文字寫下那一個時代陰鬱的壓迫
。被奉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除了在新詩、散文、小說各方面的成熟作品之
外，他對後來新文學家的影響更是深遠（這要等到三０年代再說了）。
除了上述二位在二０年代的重要人物之外，葉石濤先生特別指出：「台灣
新文學運動的展開，當然是透過報刊雜誌的發行去實踐的。」（頁29。）
刊物的發行代表台灣的知識份子開始有意識的凝聚，也為創作者或評論者
提供了一個展演作品或開展辯證的場域。
其中包括前述所提代表舊詩人的連雅堂在一九二四年發行《台灣詩薈》，
一九二五年楊雲萍、江夢筆創刊《人人》，雖然只發行兩期，卻是台灣第
一份純文學的刊物。
歷時最久也最重要的就是《台灣新民報》（1920-1944），簡述它的沿革
如下：
1920 東京新民會創刊發行的《台灣青年》，中、日文並刊
1922 改組為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刊物，改稱《台灣》
1923 增刊半月刊《台灣民報》（以上都在東京）
1927 《台灣民報》遷回台灣，變為週刊
1930 改稱《台灣新民報》
1932 從週刊變日刊
1941 改稱《興南新聞》
這份刊物的影響性，留待後述說明。但它的時代意義則是貼著台灣新文學
運動的開展，一方面成為知識份子輿論的喉舌，一方面養成台灣文學史上
重要的作家，產生功不可沒的成就。
總而言之，一九二０年代的台灣文學，是一個力求掙脫和突破的年代。知
識份子在傳統的枷鎖與殖民統治的壓榨下殺出一條血路，求新求變試圖在
貧瘠的土壤之中開出台灣新文學的蓓蕾。但是，依照對台灣歷史的淺薄認
識，我們能夠預料抗爭並未就此明朗。台灣文學的前路仍然倚靠著不同時
代的知識份子們在當代氛圍的課題之中一次又一次的論辯貼地爬行、匍匐
前進，距離繁華盛開的春天，還漫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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